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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-- 关于教育（理论研究）
最近突然喜欢上教育学。。。而且得到的很多信息都是和教育有关的。这个文章不错，推荐给大家看看，尤其是父母们
http://www.pep.com.cn/xgjy/gdjy/gflt/200802/t20080229_447322.htm
后现代社会中的道德教育（之四）
──“潜在课程”的道德蕴义
三、“潜在课程”与道德教育
学校课程不管是显性的或潜在的，都包含基本的道德信息。学校中的许多方案，如生活教育、公民教育、生涯教育、和平教育等，都直接强调德育的重要性；宗教、伦理、公民等科包含了许多德育的内容；社会科、艺能科、语文甚至科学、数学等教导许多德育的意义。学校的非正式课程，如课外活动、辅导与咨询体系、运动竞赛等也是德育的手段。学校的潜在课程，如组织气氛、学校文化、行为规范、典礼仪式、权力分配等，都充满了道德的意义。在学校中，关于儿童的个人、社会发展的所有经验上，可以看到德育课程。
但影响道德教育最重要的因素是“潜在课程”。如Greene在1983年所说：“潜在课程不管是指‘非意图的学习状态’，或指‘社会控制’，或‘与不平等的经济关系结构有关的交互作用的类型’──都包含规范的或道德的因素。价值、德行或理想的行为方式等在有意、无意之间，都经由社会结构、环境和知识分配的方式等而传递下去。”
那么，“潜在课程”的概念为何?其道德教育的意义为何?以下加以论述。
第一个使用“潜在课程”（hidden curriculum）这个名词的是Jackson（1968）。他分析教室生活的社会结构指出：教室生活具有群集（crowd）、报酬体系（reward system）和权力结构（power structure）等特性，而且这些特性形成3R’S，即规则（rule）、规定（regulation）和规律（routine），构成教室生活的基础。这些不明显的（invisible）学校特征构成独特的学校气氛，成为一种“潜在课程”，学生（及教师）为了满意地适应学校的生活，非熟悉它们不可。“潜在课程”可能与学问的要求──即正式课程（official curriculum）的要求相对立，但它们在很多方面是互相关联的。Dreeben（1968）也强调：儿童从学校之组织特性中获得的“潜在课程”比“显性课程”更有助于社会规范（social norms）的学习。亦即：儿童在适应学校的制度特征、角色结构，或教室活动、情境中习得了社会赞许的价值，如独立、成就、普遍性和特定性等，而道德教育是达成价值一致和社会稳定的手段。因此，“潜在课程”是将儿童由私人的生活引导到成人的公共生活的环节，是分配工业化社会中之有限报酬的基本因素，是功能性的。
Jackson（1968）和Dreeben（1968）采取结构功能主义的观点，强调“潜在课程”提供了一个先决条件，使教室中的学习更为有效，而且“潜在课程”与成人社会的规范和价值是一致的。他们都没有从“潜在课程”在维持阶级社会中的意识形态的、政治上的重要性来探讨。另一方面，反学校论者如Illich（1971）、Reimer（1971）等人对“潜在课程”采取比较批判的态度，他们认为“潜在课程”养成被动的习惯和社会顺从，毫无思考的消费主义，并损伤人的个性。Illich（1971）说：“‘潜在课程’教导学生：经济上有价值的知识，是专业化教学的结果，社会上的资格决定于在阶层化的历程中取得的名次。‘潜在课程’把显性课程变成商品，使它们像财富一样，在最安全的形式下获得。但知识和财产、自治、遗传等不同，它不接受任何挑战。”结果，学生被学校化了（schooled），接受学校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，丝毫不加怀疑。因此，学校的“潜在课程”增强了柔顺、盲从、保守等特性，不仅不能促进社会流动，实现教育机会均等，更加深了社会阶级的分化，合法化了社会阶层的存在。反学校化论者虽然承认了“潜在课程”在政治上的影响，但忽视了人的本性是在社会关系中形成的，因而坠入了理想主义的范畴，而且缺少了适当的教育的政治经济学，不能解释“潜在课程”的内容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必要的一部分，这不是乌托邦式的信奉反学校化就能解决的。而从这个观点来研究“潜在课程”的则为新马克斯主义者Bowles和Gintis（1976）的符应理论（correspondence theory），强调学校教育的规范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维持之间的关系，即学校经由正式课程和“潜在课程”，维持并再制了资本主义所需的社会关系，如竞争、评鉴、阶层性的分工、官僚的权威、顺从、工作的片段化和疏离化等。这些技能和态度的再制，适应学生将来的分化的工作角色；隐含在教育的形式、内容、组织和评量中的都是一种信息系统，约制学生去适应守时、清洁和顺从等特质，而这些信息系统因阶级而异，上层阶级的学校鼓励成就，下层阶级的学校则注重低技能和低自主性的行为，“潜在课程”就是学校生活中的自然的、日常的特征灌注学生这些行为的过程。
Bernstein（1977）和Boudieu（1973）的文化再制论则超越经济再制论，强调文化（和教育）不是生产关系之外的现象，而是一个自主的领域，不同阶级的语言和知识引导儿童到不同的教育途径，学校合法化了既有的优势团体的语言和文化，因而再制了现有的阶级结构，维持了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的不平等的分配。
由此可知，知识的选择和分配不是价值中立的，不是工学能解决的，而是阶级、经济的权力、文化的权力间交互作用的结果，是显性的、潜在的价值冲突的产物。Apple（1976）说：学校中的知识形式，不管是显性的或潜在的，都包含了权力、经济资源和控制间之相互关系的问题。因此，组织或选择课程知识的标准是依据广泛的知识体（knowledge set）和组织的原则。这种选择，即使是无意识的，都依据教育者思想或行动之意识形态的或经济的前提。
于是，知识不均匀地分配给不同的阶级、职业团体、年龄阶层和拥有不同权力的人。某阶级能接近其他阶级分配不到的知识，某些团体只能接近其他团体分配剩余的知识。“缺乏某类知识表示此一团体未拥有某种政治或经济的权力。”文化财产的分配和经济、政治能力的分配和控制是密切关联的，而“权力”是分配的主要关键。
但“潜在课程”不是单一的，是复数的，其间充满许多矛盾，这种对立和矛盾打开了师生抗拒社会控制和压制的空间，创造了变通的文化形式，这就是所谓的抗拒论（resistence theory）。霸权的意识形态和实际在本质上是冲突的，因为文化是活生生的、产出的，学校不只是主流阶级按照自己的利益教导、组织并控制学生的场所，学生也不只是被动接受的容器，而是积极地发展与学校对立的规范和倾向，因此学校是冲突、斗争和妥协的场所。抗拒论强调动能（agency）、抗拒和冲突的重要性，要发展批判的意识和教育学的希望。所以“潜在课程”不仅是再制的，更是转型的（transformation），要朝向解放、个人尊敬和社会正义。
抗拒论提供可能性的文化空间，师生不是资本主义逻辑的傀儡，教育系统不是在适应资本主义的秩序，结构功能的再制论将学校视为适应的、再制的场所，忽略了社会经济和政治秩序中的对立，忽视斗争和争夺的可能性。“潜在课程”包含不同的利益、文化形式、斗争和妥协，学生不是被动的接受者，而是社会化制度中的积极的能动者（player），他们协商、调适、抗拒并颠覆社会化的宣称，因此“潜在课程”发生在多层面的空间和时间，学校生活不是单一的、孤立的规则和规定的系统，而是由复杂的调适、斗争和抗拒组成的文化领域，学校生活是复杂的语言和斗争的集合体，教育文化和街头文化争夺的地方，学生、教师、行政人员等对学校的经验和实践，有不同的界定和了解。这种课程观为学生作为积极的政治的、道德的主体的自我增能创造了可能的条件。赋权增能（empowerment）是学生批判性地解读直接经验之外的知识，以扩充对自己、对世界的了解，并转换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假定，Aronowitz（1986）称之为“鉴赏并爱自己的过程”。
因此“潜在课程”成为习焉不察的理论，或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假定，暗中支配道德或价值的传递。也就是说，“潜在课程”的主要内涵是道德、规范的确立，价值观念的养成，态度、理想的形成等，含有浓厚的道德教育的色彩。
在后现代社会中，“潜在课程”隐藏了新的道德意义。今天，许多研究指示：现代和后现代结合在一起，形成了混乱的平衡。一方面，后现代的文化现象缺少道德和审美的标准，是自我中心的、消费主义的；另一方面，资本主义刺激生产和消费，它在提供生产工具时不能脱离后现代文化，反而要利用后现代文化，以促进生产和消费。于是资本主义开始适应后现代主义的消费者的口号，如拥有、反省、多元和选择等，从Foucault的观点来看，这是一种新的道德理念。劳工借用后现代主义的某些层面来代表雇主，有权、有能去“拥有”某些手段，以实现雇主的策略性目标。但事实上劳工不被允许拥有这些策略，这是雇主为管制成品而设计出来的。凭借这种策略的具体化、严格管制和公布成绩，现代主义的主张才能永远被服膺。在此，标准化的程序、成绩的评定、预算的明确、策略的计划等都一起运作，泰勒主义（Taylorism）以新的形象被市场化。
后现代的教育改革融合了两个标准：一是经济标准，强调冷酷的理性和技术效能；另一个是文化标准，强调自我、情绪和增权。前者旨在提高“效能”（effective），后者则重视“情意”（affective）。
然而许多教育改革表面上强调“情意”，但基本上是“效能”取向的，甚至为了效能，可以牺牲“情意”。教育改革方案强调“追求卓越”，要提高学生的学业标准和成就，以在全球的市场上竞争，发挥国力，因此是经由国家主义的眼光来看情意教育。尤其是它们强调守时、责任、忠诚、勤劳等工作伦理和工业时代的价值，欲将学生引进国际经济发展的角色，奉献国家（或资本家）的经济利益。这种强调经济发展的课程，旨在训练学生就业，只将他们视为手段而非目的，甚至只是“产业的饵”，以促进产业升级，避免质疑整体社会和经济的结构，以维护既有秩序。
因此，学校不仅透过正式课程教导知识，更透过潜在课程教导市场经济需要的劳动者的性向、态度和人格特质。新右派强调学校和产业、经济的结合，就是一种新的符应理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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